在中世纪多元主义政治秩序下，社会划分为界限清晰的几个集团：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每个集团内部又细分为不同的阶层。其中每个集团都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权利和特权，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活动领域和职业、不同的教育水平等，也因此而形成独特的政治气质和性格，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构成独特的亚文化系统。我们这里专门讨论贵族这个亚文化系统给西方政治文化带来了什么因素。

　　就如希腊罗马城邦时代的政治是公民政治一样，中世纪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在城邦时代，政治是公民的事务，与其他居民无关，这不仅是公民的自我意识，也为其他无公民权的各种居民所认同。在中世纪，政治是贵族的事务，政治领域为贵族所垄断。诚然，中世纪贵族们远没有达到城邦时代公民那样对政治的绝对垄断，教士和市民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不过贵族毕竟处于政治的轴心。教士中参政的主要是高级教士，也就是教会贵族，他们也属于贵族的一部分。而市民开始进入政治领域已经是中世纪晚期。

　　贵族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并借助于长子继承制而世代传承，内部通婚，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集团。贵族的政治资源是土地，这也是他们政治权力的基础。所有贵族都占有大量土地，作为一方土地的领主，统治着领地上的其他居民。在国家层面，他们垄断了重要的官职，把持朝政，并能够以集体的形式与君主分享政权。而平民作为一个身份的整体则完全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甚至以个人的身份进入政治的上层，比如担任高级官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中世纪，鲜见平民出身的帝王和高官显贵。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战国以后，没有一种身份的整体被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虽然社会上层集团有大量的特权，其子弟有更多的机会，但大量的机会也是对平民敞开的，许多下层出身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如科举、军功、造反等途径而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达官显贵甚至帝王。而大地主和达官显贵也会因为后代中的“不肖子孙”而家道败落。所谓社会等级的区分，在大多数场合，主要是一种由个人努力而造成的事实而不是由出身而来的固定不变的秩序。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每个布衣百姓，都可以幻想有一天会发迹而成为达官显贵，每个乡间农夫都可以做美妙的皇帝梦，这个梦是他们在西方的同侪们不敢做也不会做的。

　　由于有贵族横在国家与平民之间，西欧中世纪的平民们与国家公共事务相隔绝。他们常常只是部分地感受到国家权力的作用，有时根本感受不到。他们的利益在地方的层面上，他们也只关心地方的事务。他们的不满和争取自身权利的行为主要针对个别的直接领主，较少针对国家最高政权。贵族作为一个中间的隔层，虽然使他们不能进入国家的公共生活，但也使他们在贵族的身后得到一定庇护，免受国家权力的直接压迫。而在中国古代，国家如果失政，专制和腐败的后果直接影响到最下层平民，他们受害最深。而他们的反抗行为也往往直指国家最高政权。中世纪西欧的平民不是公民，因为他们不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他们也不完全是臣民，因为国家对他们的控制有限。我们可以借用阿尔蒙德的术语，称他们为“地域民”(Parochials)。只有贵族才是公民和臣民，只有他们才是所谓“政治动物”。

　　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了西方政治传统的又一个特征，即它的贵族气质。西方悠久的民主传统实质是贵族民主传统。

　　贵族们有因血缘而来的特殊身份，由于这种身份，他们自己认为，也被别人认为与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他们的观念中，国王是与他们身份平等的人，只是稍稍高出一点。他们可以承认国王是兄长，但不会承认他为父亲。国王与他们之间的权力悬殊不大。教会贵族更多一份位列“神品”的优越感。这种独特的地位使贵族具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和平等意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所谓国家就是由他们一片片领地构成的。每个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起了独立王国，他们也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观念，即把国家视为各个贵族王国的联邦。国家的政治事务与他们有最大最直接的关系。这使他们关心国家政治事务，产生对政治活动的期望和要求，即产生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管理能力，使他们的参政愿望得以实现。他们人数很少，易形成团体意识和采取集体行动。他们分别来说可能不如君主，但联合起来却足以和君主抗衡。君主也常常需要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在近代以前，这样一个社会集团的存在是集体统治形式能够出现的前提。那个时代的民主只能是某种形式的贵族民主。贵族民主是狭隘的和自私的，但它遏止了个人专制的倾向，为后来崛起的平民民主创造了现成的集体统治的形式，留下了一个优良的传统。

　　随着社会发展，平民地位上升，贵族倡导的特殊性的政治原则被平民引申为一般性原则，其政治行为模式也为平民所仿效，而他们创造的集体统治形式也被平民接过来赋予新的内容。

　　在没有这样一个贵族集团的平民社会里，往往实现一种“全民政治”，而这种全民政治必然是个人专制。它使所有的臣民一般高，一般齐，与君主的“权悬”非常之大，没有任何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可以制约、分散、限制和规范君主的权力。所以绝对的个人专制往往是通过铲除或削弱贵族集团实现的。在中国，春秋战国期间的变革就具有这种性质。在西方，中世纪末期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崛起，是王权与平民联手削弱贵族权力的结果。专制主义的另一个窍门，是从社会下层遴选其臣僚。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和宦官专权，希腊僭主和罗马皇帝任用奴隶和被释奴隶。这些人出身微贱，在财产、社会地位和社会联系方面没有根基，一旦被提拔到君主身边，必然有一种感恩心理和依附感，成为忠顺的奴仆，拱卫君权。而贵族在帝王身边却能保持某种独立性和自尊，不致过分地忠顺和卑贱。表面上看，这种平民政治与个人专制处于两个极端，然而两极相通。在君主之下全民的平等，正是君主与臣民间绝对不平等的前提。

　　平民与贵族的政治要求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平民政治要求的特点是注重与基本生存条件特别是与改善物质生活有关的问题，在人类的需求中属较低层次。这些需要贵族们往往已经满足，他们会提出相对高层次的要求。如政治的理性化、程序化、尊重自由人的人格和权利、对政治决策的参与等。这些要求对平民来说还属于奢侈品，他们虽然也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但不会有贵族那样的感受和需要。所谓自由和民主，在那个时代主要为贵族所追求，可是，贵族是社会的主导力量，贵族精神是主导的价值取向，他们的追求为其它等级所接受和效仿。正是他们在填饱肚皮之外的“奢侈”要求以及为这些要求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推动着西方政治的发展，赋予西方政治文化以贵族气质。

　　然而，尽管贵族(精英)政治绽开过艳丽繁盛的花朵，但它终将凋谢。贵族集团是狭隘的，它自然趋向于萎缩和消亡，而一些灾变事件(如红白玫瑰战争)又加速了这个过程。平民大众的崛起也会将他们溶解或吸收。在西方，贵族政治往往被平民政治所取代。这种平民化过程经历了三次。在希腊，以克里斯提尼改革为转折点，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在罗马，自公元前3世纪末平民撤离运动胜利起，到公元212年帝国所有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达到极限；日尔曼人的政治平民化始于中世纪末，其标志是第三等级崛起和专制制度的建立。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开始的选举权的不断扩大直至普选权的完全实现，当代势头正盛的女权运动、参与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兴起等，都是平民化过程的继续，其深度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前两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次平民化过程的初期，都是政治文化的繁盛，而接着便是它的衰败。当代西方的平民化进程是否还会重蹈覆辙呢？这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现代一些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已经强烈地表达了对“大众社会”(或“群众社会”)的不满，对“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即“群众的反叛”)的忧虑，强烈呼吁“精英政治”。或许他们敏感的政治神经触到了历史过程深处的某种脉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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