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第84集論宋儒的道統建構學與日本公武合體內閣為何失敗

在歷史的變局時刻，需要的是什麼呢？需要的是內部清一色、行動堅決果斷、能夠壓倒遲疑不決的大多數的小團體。而公武合體派的政策實際上是註定是癱瘓而無法採取任何行動的體系。

自由是古老的，而專制是新的。專制是什麼？本來是所有各階級都要插一腳，都要把自己的影響力放一份進去，大體上是各階級平衡；然後某一個集團通過它贍養的士大夫階級把平衡破壞了，把它單方面的歷史記錄和法律放進去。以後，就像波斯那樣，突厥人的法律是共同體的法律，波斯人的法律是統治者的意志。

漢唐的特點就是，雖然他們被宋明以後的儒家也發明成為儒生，但是實際上他們是像羅馬的太守對待被征服者一樣，是毫無道義可言的。這種事情在宋明以後就會很成問題。比如說，至少明人殺起人來是不眨眼的，但是與此同時他要人格分裂地說他愛民如子。如果有人做出這種事情，大家是要群起而攻之的。

你們基督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們不就是會辦醫院嗎？我們把你們的醫術學過來以後，把醫院沒收了，把你們趕出去。現在華西大學不是還在嗎？我們這叫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你們的宗教是糟粕，醫學是精華。現在醫學全留給我們了，你們的糟粕統統給我滾蛋。當然至少在幾十年時間內，這兩種說法是分不清的。

怎麼說都得打。自己不能打，就雇傭能打的人，雇傭江湖豪傑。自己給自己安上一個頭銜，最好就安一個“東南亞民主聯盟卡瓦共和國”之類的頭銜，創造一個歷史先例。但是那等於是把我自己帶入了，如果不是我的話，一般人至少可以搞一個忠義救國軍之類的組織，然後自己封自己當司令或副司令之類的人。

把所有錢都花在軍隊上面，那樣共產黨要搶的話也什麼都搶不到。然後你憑著你這支軍隊，打垮了以後再跑去香港，相應的地位就可以高得多了。歸根結底這樣問題的答案都是極其簡單的。在任何時候，權力都是由武力製造出來的。雖然權力穩定以後可以製造很多花式出來，但是最終都必須赤裸裸地歸於武力的本色。

沒有武力的話，你至少可以憑你的錢，跟有武力的人結合，然後讓他當司令而你當參謀長，或者你當名義上的司令而他當參謀長，形成相應的軍事集團，打幾仗。然後無論被哪一方面收編，你的相應地位都會高得多。等到有了武力，你真是打不贏而要逃跑的時候，你至少可以搜刮或者接收其他逃跑者的財物。

任何一個政治集團時間長了以後，都會像乾隆以後的滿洲人一樣，想把自己跟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好處就是，它有一個吸納機制；壞處就是，這樣它就被各方牽制，動彈不得，四面八方採取不了必要的極端舉措。極端舉措是需要犧牲很多利益集團的。

各個利益集團都要拉一把，各方面的政策都摻一點，製造出一個奇美拉(Chimera)式的政策，實際上是誰的利益都保證不了，誰都執行不了，反而不如快刀斬亂麻，一刀斬下去。德川幕府的痛苦就在於，無論哪一種可能的未來，要求它犧牲的既得利益和傳統都太多了一點，總是要在某一部分做出太多的犧牲。

它真正希望的是公武合體這種看上去所有人都能滿意的東西，但是所有人都不會真正支持它。你能給我好處我就會支持你；讓我拼老命出來支持你，就沒有人願意出來支持。而極端派小團體雖然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但是它內部的少數人卻願意玩兒命支持它。結果它就能夠在關鍵時刻把既成事實強加在大多數人頭上。

然後既成事實形成、新的利益管道形成以後，原有的舊利益集團的人員被打散了、納入新的利益吸納機制以後，他們會改變原有的看法，反過來認為：他們被動地加入這個新體制，是在他們失去原有的全部既得利益以後，在今後獲得新的利益和保存利益的唯一管道了。因此他們反倒會在政變前後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斷。

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來講，舊制度的結束多半是外力衝擊的結果。日本也是這個樣子的。舊時代面面俱到的大佬們，佔據舞臺左右兩方、相互鬥爭的大佬們，實際上是要全都退出歷史舞臺的。只不過這個時候也需要有一個名義上的勝利者，或開路者，為將來真正改變社會和國家定位的勝利者開闢一條出路，僅此而已。

你可以想像，如果將來日本的國家定位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那麼經團連、通產省、霞關以及整個的1955年體制建立起來的各大黨可能都要全部解體，將來主持政壇的人物也會是今天名不見經傳、一般外國人從新聞報導上根本不知道他原來是誰的那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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