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共產國際和早期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差異，主要在於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論主要是一種差序格局的世界秩序觀，將世界劃分為中心和邊緣。中心的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自我瓦解，是因為工人階級加入了共同剝削邊緣地帶的聯盟，在歐洲政治上體現為社民黨和資產階級的聯盟。資本家的統治不能僅僅依靠剝削本國工人階級，而且要依靠剝削邊緣地區和殖民地，因此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儘管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虛假構建，在中心地區是反動的，但邊緣地區的資本主義同樣遭到帝國主義剝削，因此具備進步和反動的兩面性。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革命，不能像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一樣，局限於發動中心地帶的工人階級，而是要統戰和領導邊緣地區的資產階級，從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入手。共產國際對伊斯蘭世界、東亞和各殖民地的政策，就是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大多數非西方的民族國家構建，都以不同方式受到共產國際上述戰略的刺激或影響。中華民族、中國本部、漢族、少數民族、台灣和韓國等政治構建，都產生於上述鬥爭。北京政府今天的國際格局觀和內外政策，仍然深受上述構建方式的影響。

我們要注意，民族主義是近代世界國家構建的主要基礎。迄今為止，在最近五百年內，儘管民族主義有眾多流弊，但是實際上大多數已經成型的國家都是按照民族主義的構建方式和想像方式建立起來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可以替代它的方式。而且民族主義的產生與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 — — 也就是說政權由上層階級壟斷逐步轉到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這個過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政權可以由上層階級壟斷的情況下，強調民族是不必要的，一般都只是說各種稱號的統治者和臣民之間的關係，很少有人提到民族。即使提到，意義也跟我們現在提到的不一樣。
民族這個概念最初產生，就是英、法、荷蘭這些比較先進、首先進入近代社會的國家試圖探索將政權由舊式的封建君主轉移到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的方法，在這個過程當中為自己尋找合法性。典型的法蘭西式民族構建強調的就是，由忠於法蘭西國王轉為忠於法蘭西國民，但是國王是實有其人的，國民，那麼誰是國民，誰不是國民呢？到底你是法蘭西國民還是非法蘭西國民？這就需要有一個定義問題。而且集體意志的產生在技術操作上是困難得多的。最後集體意志產生的過程必然跟我們所說的民主進程融匯在一起，因為最初的哪怕是共和國的政治構建雖然不見得符合我們現在對民主的理解，但它必然要把有形體的君主統治轉化為有待於定義的一個共同體的統治，然後圍繞著這個共同體的構建展開現代社會的政治進程，因此民族和民主通常是連在一起的。
無論在英國和法國，在宗教戰爭以後走向近代的幾次革命的過程中間，一般的說法都是“保王黨”和“愛國者”的鬥爭。這個“愛國者”大致上就是相當於共和主義者或者是民主主義者；“保王黨”，不用解釋，就是擁護舊式的君主統治的人。擁護君主統治的人不需要新的意識形態，他們要按照封建時代那種個人和個人的關係來安排政治組織，那麼國王和他自己的封臣、各種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個人對個人的契約；而愛國者則必須用國民共同體和國民契約的概念來取而代之，因此根據國民契約的概念，就要把愛國王轉變為愛國家。
這個概念最初是非常新穎的。例如，像海地黑人起義的時候，他們最初歸附西班牙國王，理由就是，我們原先忠於法蘭西國王，現在你們要我們忠於法蘭西國民，我們知道國王是誰，但是什麼叫做國民？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法蘭西國民”這樣的東西。那麼你們法國人既然不要國王了，好在我們跟前還有一個西班牙國王，不要法蘭西國王，我們忠於西班牙國王可不可以？這總比我們忠於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不知是什麼的“國民共同體”要好得多吧。這就是“國民”和“愛國者”這兩個詞最初的含義。“愛國者”這個詞跟我們現在所謂的民主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你要取代國王，就要建立國民共同體，把愛國王和愛國民兩者對立起來。所以“愛國者”這個詞也就包含著現代人意義上的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全部含義。
民族構建一點一點地從非法的、不被承認的狀態變成國際政治中的主流，這個過程用了幾百年時間。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一直到凡爾賽和約正式承認民族自決的原則，然後再延伸到近代以來的後殖民主義，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但是從國際協定的角度來講，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是主要列強正式承認民族國家構成國際社會的主流共同體和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在這以前，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正統的合法性仍然是不承認民族國家的；在這以後，即使並非民族國家的政治組織也感到有必然使自己冒充民族國家。
民族共同體這個東西的構建就要依據想像的歷史資源，想像的歷史資源歷來就有三種。一種就是把過去的多民族帝國直接轉化為一個民族的設想，像大俄羅斯主義、大奧斯曼主義都是要把原來的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邊境直接繼承下來，把邊境內部無論什麼語言、宗教和族群的居民統統構建成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他們認為這樣是可行的，因為這些政治實體現在就是存在的，比起向壁虛造新的政治實體，運用現在既存的政治實體的成本要更低一些；第二，這樣能夠保存原有的邊疆，不會因為劃分邊界引起外國干涉，引起各式各樣的麻煩。
第二種構建方法就是泛文化民族主義，它要求打破原有的邊界，但是要把不符合文化邊界的帝國邊界按照文化邊界進行重新修定。這種學說最早的提倡者是拿破崙三世，他在民族發明學當中具有開山祖的重要地位，我們現在的“中華民族”其實是拿破崙三世的“拉丁民族”概念的再傳弟子的再傳弟子，但是限於時間，我們就不詳細介紹了。關鍵就是，我們要知道，它是要以文化為邊界構建新的政治共同體。例如，屬於拉丁語系各種語言的居民 — — 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法蘭西都應該屬於拉丁民族。根據同樣的邏輯，屬於日耳曼語系各分支的居民都應該屬於泛日耳曼民族。同樣的邏輯，可以構建泛斯拉夫民族和泛突厥民族。大體上構建的時間就是，拉丁民族在先，泛日耳曼主義其次，然後是泛斯拉夫主義和泛突厥主義。
最後一種構建方式就是目前的主流 — — 小民族主義，以最小單位的方言或者地區為基礎構建民族國家。最初的時候，即使是在歐洲，在知識份子、民族發明家和政治理論家這個層面，這種主張是最弱的，支持它的人是最少的；但是最後，至少在目前，它是佔據優勢的主流意識形態。關鍵因素就是因為：第一，它操作起來很容易，越小的單位，再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大型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互鬥爭有利於它，例如像波羅的海三國其實就是大俄羅斯主義和泛日耳曼主義相互鬥爭的結果。
本來誰也沒有想要發明愛沙尼亞或者拉脫維亞，但是，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領土從文化角度來講跟路德教的德語文化關係比較密切，德國浪漫主義者在發明德國的各種方言的時候沒有忘記把愛沙尼亞和波西米亞放在一起，同時在政治上講，它在版圖上是屬於大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所以大俄羅斯的民族發明家在發明民族的時候也要把他們發明成為俄羅斯人，那麼當地人就自然陷入難以適從的狀態。說你在文化上是德國人吧，俄國人不答應；說你在法律上是俄國人吧，德國人又不滿意。最後德俄雙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交替佔領波羅的海地區，各自推行各自的民族發明。結果是，雙方都沒有勝利，反而使波羅的海國家變成了德國和俄國之間的緩衝國，從而建立了我們現在的波羅的海國家。
巴爾幹國家的發明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它也是兩種不同發明的交叉地帶。在交叉地帶，大家都很想把它發明成為大民族的一部分。例如，泛斯拉夫民族主義者 — —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極力想把他們發明成為泛斯拉夫的一部分，跟俄羅斯人是親戚，我們都是東正教徒；同時，奧斯曼主義者也很想把他們發明成為奧斯曼民族的一部分，因為你們是奧斯曼帝國的臣民。雙方之間發生了類似波羅的海地區的交替爭奪戰，最後當地的居民哪一邊也沒有被發明進去，而是發明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巴爾幹半島的一系列小民族、一系列小國家。這種模式在東南亞也是經常出現的。總之，在各帝國勢力的交錯點、在各種民族發明模式的交錯點上，小民族的產生是解決國際爭議、解除困境的一個好辦法，因此它大量地被推廣開來 — — 儘管這是違背最初最主流的民族發明家的初衷的。
在大清帝國接近沒落的時候，這幾種民族發明的理論就相應地進來了。我以前曾經說過多次，就不用詳細解釋了。奧斯曼主義就體現於梁啟超的中華民族主義，它的要點就是把大清帝國直接轉型成為中華帝國。大清帝國本來是由內亞征服者征服東亞建立起來的二元統治結構：內亞人，包括滿洲人和蒙古人，要麼是征服者，要麼是征服者的盟軍，是統治者；而東亞人，無論是湘人、贛人還是苗人，他們都是被征服者，是降虜。降虜之所以要納貢，是要買你的命，因為你本來作為失敗者，是應該在揚州十日或者類似的情況下一起被殺掉的，現在征服者開恩，准你不死，但是你為了酬謝征服者的恩德，當然應該納貢。納貢跟納稅是兩個政治上不一樣的概念。
英國貴族可以反對國王，因為他們都是征服者團體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是大清皇帝跟揚州市民的那種關係，而是大清皇帝跟蒙古貴族的那種關係。他們同樣是征服者的一部分，只不過國王是征服者的酋長，而貴族是征服者的武士。當國王要求貴族納稅的時候，雙方要談判，要雙方都同意，因為貴族是拿著武器來保衛國王、跟國王一起打仗的，他並不是失敗者。而國王，哪怕你是成吉思汗，在沒有貴族和武士支持的情況下，你也沒法打仗。為什麼英國國會和日耳曼系各國的國會要講究各等級共治，未經國會批准、未經納稅人批准不能徵稅呢？因為組成國會的各個等級本身就是征服者集團各個等級組成的。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組成部分，他們當然要商量著辦，誰也強制不了誰。但是對於被征服者，那就沒有這樣客氣了。你既然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留你的命就已經很不錯了。
大清帝國本來是這樣的二元帝國，它跟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一樣，是截然地分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個部分的。奧斯曼帝國屬於征服者的那一部分就不用解釋了，巴爾幹、阿拉伯那些部分都是屬於被征服者的部分，它就存在一個類似大清以長城為界、分為內亞和東亞兩部分的類似結構。梁啟超這一派就是主張要把這個結構盤下來，但是要取消原先征服者和降虜之間的階級界限，然後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實現近代化轉型。這就是東亞的奧斯曼主義。它產生的時間當然要比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奧斯曼主義都要晚得多，理論構建也要差得多。
梁啟超從漢語世界的標準來說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你要真看他搞中華民族構建的那些文章，都是些零零碎碎的雜文，論水準也就只相當於現在的報刊專欄作家。像俄羅斯、突厥這些民族發明家整部頭整部頭的複雜理論和艱深的語言學、民族學、種族學各方面的知識，他本人是不具備的。他如果放到西亞或者東歐去的話，估計當不了最主要的民族發明家，而只能在眾多民族發明家當中充當一個第三流的角色。但是東亞在各方面都是比西亞和東歐更落後的，它接收歐洲思想總是比東歐和西亞要慢上好幾拍，構建的簡陋程度也是更加明顯。不僅是這方面，其他方面也是這樣。
第二種構建方式就是所謂的炎黃子孫，它非常精確地對應著泛突厥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它不主張現在的帝國結構應該維持下來，恰好相反，這種帝國結構對於我們被征服者來說是恥辱的源泉，我們如果不能驅逐內亞征服者的話，我們的恥辱就無法洗去，而且我們在文化上的差異也太大了。同時，在大清帝國的國界線外有我們的兄弟，韓國人、越南人毫無疑問跟吳越的儒家士大夫是兄弟。這個道理就好像是俄羅斯中亞地區的突厥人跟小亞細亞的突厥人是兄弟、巴爾幹的東正教徒跟聖彼得堡的東正教徒是兄弟一樣。
泛斯拉夫主義必然要主張大俄羅斯帝國的東正教徒應該跟巴爾幹的東正教徒聯合起來；至於大俄羅斯領土上的芬蘭人、波蘭人、日耳曼人這些，倒是可以把他們踢出去。泛突厥主義者必然會主張，小亞細亞的突厥人跟中亞的突厥人聯合起來；同時，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和阿拉伯人反倒可以踢出去。汪精衛和早期的國民黨人就是屬於這一派的。他們堅決地主張跟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聯合，日本、韓國和未來的中華民國是一家，相互提攜；但是一定要把滿洲人和蒙古人趕出去。這種邏輯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動機，也是漢族構建的主要動機。
我們今天面臨著兩個重大的民族構建：一個是中華民族，它產生於奧斯曼主義在東亞的構建，也就是梁啟超那一派；第二個構建就是漢族，漢族直接來自於清末革命黨人對炎黃子孫的構建，它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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