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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從余 趙新宇在已被關閉的“大象公會”發表文章，介紹了一個典型案例。
24 歲那年，約瑟夫·布羅茨基被祖國認定是寄生蟲，後來又被鑒定為精神病患者，結果直到 32 歲，他的病情仍毫無改觀。為了對國家負責，對每個公民的前途負責，1972 年，有關部門特意找到蘇聯精神病權威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Andrei Snezhnevsky），希望他對如何處置布羅茨基作出判斷。
布羅茨基實在是個看不出什麼價值的人。精神病權威斯涅日涅夫斯基下了判斷：“（這是）壹個毫無價值，可以趕走的瘋子。”
約瑟夫·布羅茨基，這個對偉大的蘇聯沒有任何用處，對帝國主義顯然也毫無益處的廢物、精神病人，1972 年 6 月被剝奪蘇聯國籍，驅逐出境。
這就是 1987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第五屆“美國桂冠詩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全國藝術與文學學會會員、巴伐利亞科學院通訊院士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前半生。
兩位作者的結論是：對蘇聯精神病鑒定系統來說，出現約瑟夫·布羅茨基這樣的紕漏，實在算不上什麼意外。
根據資料顯示，80 年代末，全蘇聯大約有 200 萬精神病人獲改判，這是國際精神病學會重新接納蘇聯入會的條件。這 200 萬人中，部分被認為是純粹的政治迫害，但更多的還是因為符合蘇聯特色的精神病鑒定標準。
據說，蘇聯對精神病有壹套更科學、更符合唯物主義的看法，在他們看來，西方心理學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心理學，存在太多糟粕，而蘇聯自己的心理學，則是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和唯物主義心理學的結合。
蘇聯獨特的制度優勢在於，任何時候都將全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所以，對精神病問題，蘇聯優先考慮的是消滅精神病人對社會的危害，而不是他們的權利保障。
蘇聯的精神病鑒定確實與政治關系密切，但它卻是蘇共政治生活轉向人道主義的體現和結果。
蘇聯毫無疑問是壹個盛產精神病的國家， 據前聖彼得堡市市長披露，1978 年，蘇聯全境有 450 萬名登記在冊的精神病人。當時蘇聯人口不到 3 億，而近 14 億人口的中國，截止 2014 年底，登記在冊的精神病人總數也不到 430 萬。
蘇聯有兩套並行不悖的精神病鑒定、治療系統：壹部分醫院會向莫斯科的謝爾勃斯基研究所看齊，積極與克格勃合作，甚至本來就歸克格勃主管；另壹部分醫院或研究機構，其工作仍然圍繞精神病本身展開。
另一份資料顯示，負責處理超過八十萬被精神病者的部門是
克格勃第5局，同时它又被称之为意识形态保卫局，或者反思想破坏局 。
1982年的时候，第5局就已经有了15个处，一共2.5万名雇员，这个第5局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第5局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把人送去劳改，而是把这些思想不对的人诬陷为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直到这个人说他是因为精神不正常才说出反苏联的话。如此一来他的精神病嫌疑就会被证实。而第5局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让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甚至第5局还让精神病院的负责人用保护病人的隐私，对外不说出病人的数量和名字。
　　那么像这样的精神病院有多少呢？在1967年当时第5局的局长向苏共政治局报告说，全书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案件，手底下的精神病院快不够用了，要求中央至少拨给5个精神病院，这种疯狂一直到1988年才能停止，当时第5局手底下有16个精神病院，一次性康复出院的能超过80万。　　他对那些看不爽的人，直接使用这种手段。对于普通小人物的不规矩行为，而第5局则直接进行威胁性的预防警告。在1967年到1970年，第5局一共预防警告过将近6万人，平均每天就有53个人。等到70年代。在1971年到1974年又有6万多人。 难怪在格列日涅夫的时代，苏联人在厨房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后，会抬头望着电灯，说到少校同志，你还在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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