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名字叫尚玉楼，字恩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 正在沈阳做教育工作，刚刚年满40岁的爷爷，一位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面前，只有两个选择：1.继续留在沈阳，不得不做亡国奴；2.不当亡国奴，就必须离开沈阳，开始流亡。
皮之不纯，毛将焉附！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国家危机，东北即将沦陷的紧急关头，我爷爷已经来不及向辽北的家人告别，毅然决然的离开即将沦陷的沈阳，离开东北家乡和父老乡亲，背井离乡，踏向通往关内的流亡之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流亡生涯使爷爷忧郁成疾，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时代，医学落后，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爷爷经历了7年的流亡生涯中病痛的折磨，于1938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仅47岁。
因此，每年的9月18日，对于我的家族，便是我们的国殇和家殇纪念日。
爷爷生于1891年。爷爷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屈辱年代。1894年，爷爷刚满3岁时，举世瞩目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接踵而来的是中国遭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此时的中国当权者感到，丧权辱国实乃技不如人所致，于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便着手开办新学堂。乃至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便着力发展新学，欲以教育兴国。
爷爷幼年时期，断断续续的读过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论语、春秋等等。1907年，沈阳成立了当时东北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堂. 1912年，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更名为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中国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之一。这六大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当时国内最高学府，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则是1928年成立的东北大学的前身。
1912年，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招生，学校的宗旨是为全省乃至东北培养新学师资。当时正在私塾念书的爷爷在家里和亲友的鼓励下，决心前去应试，择日启程。
我家位于辽北昌图县南部，地邻开原县，距离沈阳120 公里。和爷爷一同应考的还有他的一位堂兄。
10天后，赶考返回的哥俩带回来出乎众人预料的消息，爷爷考中了，爷爷堂兄没有考中。
20岁的爷爷考取了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时间是1912年。该校于1918年更名为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者是于1928年成立的东北大学（解放后曾一度更名为东北工学院）的前身。我于1962年考入东北工学院。就是说，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爷爷的孙子又进入和他当年读书的同一所学校深造。如今算起来，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我和爷爷竟有校友之缘，这种祖孙间求学史上的惊人巧合令我震撼。这巧合，也是我们祖孙之间的一种缘分吧！
爷爷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了辽北昌图县家乡从事教育，实践了他教育救国的初衷。据昌图县志记载，民国13年（即1924年）爷爷任昌图县通江口第五完全小学校长。这是当年昌图县仅有的5大完全小学之一。
通江口第五完小的所在地通江口镇，地处辽宁省昌图县西南一隅的辽河左岸。该镇与它的西邻法库县以辽河为界。一个小小的通江口镇，在中国史书却早有记载，盖因于他处于辽宁省的母亲河辽河岸边。通江口第五完小具有悠久的历史。
当时，由于教育在政府和人民心中的威望很高，教师受到社会的尊重。其中，有一件事在我的老家乡间流传。
一年冬季，北方的严冬致使乡间的路况很差。期间，爷爷一位堂哥驾马车去城里送公粮。车辆在行驶中偶遇一光滑路面，一时失控，撞伤了一位老者。重伤的老者没能被抢救过来，最终死去。
此事惊动了县警察局，尚家车夫被警察局抓去，关在大牢里。在这人命关天的事件面前，尚家人都吓坏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大家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有教职的爷爷。爷爷没有选择，只好亲自到警察局去面见局长，请求警察局看在严冬路况复杂的份上，原谅此次出人预料的突发事故。
昌图县警察局长考虑再三，终于给了爷爷的面子，原谅了肇事的尚家车夫。于是，爷爷终于把本家车夫平安地领了回来。
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快在乡间流传开去，尚家人和四邻八村的乡亲都对爷爷的义举交口称赞。从此，乡亲们提到爷爷时，都尊敬地称呼尚八先生。这个称呼，在我幼年时期，时常从家乡长辈的口里听到。
1956年，13岁的我在我祖父当过校长的通江口完小，参加全县的初中入学统考。此时，距离我祖父当校长那年已经过去了33年。他刚好时年33岁。爷爷早已乘鹤西去，此地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爷爷任校长期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廉洁公正的作风，以及高尚的品格，受到上级的认可。于是，任期届满后又被被聘任为昌图县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据说，能够进入这所学堂的学生都出自于“非富即贵”人家的娇小姐，以至于只有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人被选中这个职位。
昌图县女子师范学校位于昌图老城的西南一隅。我在1959-1962年在昌图第一高中读书期间，每当放假回家，或返校时都会路过该校旧址门前。这是一座类似于老北京城四合院的建筑。当时，门楼上方的匾额清清楚楚的刻着昌图县女子师范学校九个大字。
到了2013年，距离我读高中时期大约五十年以后，适逢我回国探亲，我曾在昌图城小住。期间，我曾向老家在昌图老城的同学亲友提到昌图女子师范学校旧址时，都说早已经不存在了。这使我不免有些失落之感。
常言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而我见证的却是，时过境迁，物失人非。然而我确信，客观存在的事实，将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可能被流逝的时光所抹掉。
爷爷在教育岗位上耕耘了多年，被推荐到沈阳东北军参谋长杨宇庭将军麾下做一位文职幕僚。
爷爷上任不久，1928年6月4日，东北军首领张作霖乘坐从北京驶往沈阳的列车上，在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车站三孔桥（现三洞桥）时，火车被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死去。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军首领。此事成为东北军衰落的开始，中国的东北从此便厄运连连。
张学良本来就是一位公子哥，军事不精，却擅长吃喝玩乐吸鸦片玩女人。杨宇霆将军本来是张作霖最受信任的幕僚兼好友，为东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杨将军出于东北人的义气，从大局着眼对张学良日常的胡作非为，免不了长辈的规劝。
然而，不学无术，胡作非为，又心胸狭隘的张学良不仅不听规劝，却对杨将军产生反感，继而怀恨在心。于是，在1929年1月10日，张作霖死后的第二年，张学良捏造事端，诬陷杨宇庭谋反，设计将其秘密杀害。
随后，胸无点墨，狭隘偏邪的张学良对自己的鲁莽行为又感到后悔，亲自给杨宇霆的妻子和在德国留学的长子写信表示安慰，并隆重安葬了杨宇霆将军。
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对东北军的影响非同小可，使东北军的上层元老们心生疑惧，产生了离心倾向，削弱了东北军整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于是，给日本关东军不久后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将军若不死，东北四省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时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爷爷在当时东北的政治中心沈阳的所见所闻中已经觉察，霸占东北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正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借机动手，发动侵略战争。
作为一位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爷爷对这一恶化的时局深感忧虑。据当时在爷爷身边读书的大伯讲，每到晚上，万籁俱寂之时，正是爷爷读报，了解时局进展的时间。期间，爷爷时而伏案奋笔疾书，呼吁民众警惕日本的阴谋和中国亡国的危险，时而停下笔来若有所思，不觉之间，已泪流满面。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借口炮轰东北军沈阳驻地北大营，挑起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不学无术，胸无大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毫无斗志，彻底丧失了中国人的骨气。他在东北存亡危机之关头，在杀气腾腾的侵略者面前，竟然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绝不抵抗。结果，东北军一枪未放便把沈阳拱手让给了日本关东军，同时放弃了大量重武器，大炮和几百架飞机，以及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爷爷在国土沦丧之际，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民族正气，发誓不做亡国奴，遂背井离乡，开启他的流亡生涯，直至英年早逝，令其孙辈的我为之动容。
爷爷出生于辽北普通农民家庭，却一生喜好读书，学识渊博。爷爷幼年经历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满清帝国遭受重创。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年轻的爷爷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现在东北大学前身）。之后爷爷致力于教育救国，培养人才。爷爷的一生为人，品格高尚，光明磊落，办事兢兢业业，忧国忧民，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不平凡的事迹。作为我国的先辈知识分子，爷爷高尚的民族气节，使他在东北沦陷于日寇的关键时刻，毅然选择决不当亡国奴，毅然背井离乡，选择流亡生涯，展现出一位有骨气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爷爷一生淡泊名利。听奶奶说，他在流亡天津时，在绥远省和新疆省当政的朋友曾分别请他去做省教育厅长，都被爷爷婉言拒绝。原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早已看淡仕途沉浮，心系被日寇占领的家乡。作为晚辈，爷爷的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使我肃然起敬。
作为一位出生于普通农家的知识分子，爷爷刻苦读书，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当时，他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腐败，强敌入侵的混乱和风雨飘摇之中。爷爷最终报国无门，忧郁成疾，英年早逝于那个悲剧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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